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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後最艱難三周:老人在門診大廳坐等3天後去世-中国最长寿的人

責任編輯:劉雲

武漢封城後最艱難三周:老人在門診大廳坐等3天後去世

武漢剛封城時,因為沒有病床,一位老太太在漢口醫院的門診大廳坐了三天,最後沒有撐住,搶救無效去世。《財經》2月17日出版的2020年第四期雜誌上發表文章《拯救武漢:實錄封城後最艱難的三周》,以下為全文:空蕩蕩的大街、戴口罩的面孔、封閉的居民小區、被阻斷的城際交通、看不見摸不着又似乎無處不在的危險……對30歲以上的中國人來說,2020年的冬末春初,時光彷彿倒流至17年前。2020年2月9日晚,武漢雷神山醫院接收了第二批新冠肺炎患者,總入住患者達80餘人。圖為醫護人員為患者鼓勁加油。圖/中新 1995年出生的王帆是海南省第五醫院護士,她和同伴去援助的是武漢一家方艙醫院,那裡有1600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她們每天和病人一起度過6個小時,幫他們量體溫、送飯、做咽拭子檢測。方艙醫院收治輕症病人,當天建成當天收治。王帆說,晚上10點左右,群里突然說要集合,王帆剛洗完的頭髮還沒吹乾就下去了。值了一晚上夜班,第二天摸頭髮還是濕的。在方艙醫院值班期間,他們不能吃喝,不然防護服就用不了。白班從早上8點一直到下午2點。王帆準備了尿不濕,有同事買的尿不濕尺寸小,最後滴了出來,被大家笑話。保證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別是在脫下防護服的時候,王帆和同事們不能動作太大,要「慢慢地往下卷」,不能碰到衣服外面,互相照看,「你是我的眼睛,我是你的眼睛」。2月4日,國家衞健委下發第五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規定湖北地區可以依據CT出現的典型徵象、臨床癥狀作為新冠肺炎的臨床診斷,即使沒有做過核酸試紙檢測。診治標準的放開,加上床位供給的補足,讓醫院的壓力進一步緩解。隨之而來的,是隱形病患們被確診、收治,階段性確診數據上漲,僅2月12日,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其中武漢為13436例。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病例48206例。在急診室里,中南醫院急診外科主任沈俊和病人們的共同抗戰還在繼續。他曾接診一位45歲的重症病人。病人一家五口,父母皆因新冠肺炎去世,兒子也被感染。病人的情況十分嚴重,用了高流量吸氧和無創面罩通氣,但血氧飽和度還是只有50%,最後不得已給她麻醉插管,上了ECMO(人工肺)。「在插管麻醉前,她看着我們做準備,眼淚不停地往下流,那種恐懼讓人看到心疼。」沈俊說,像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我們醫生都下了決心,盡全力救治所有病人」。分離、緊張和悲痛,這些瀰漫在武漢的情緒,都只能和疫情同時結束。失控和恐慌是常事,但不會是常態。在此之前,推動着這座城市向前的,是人類特有的責任感、對家庭的愛和希望的本能。疫情考驗下的舉國體制 對於疫情防控,切斷傳染源是有效措施,但對人口超千萬的大都市來說,「封城」的影響可想而知。不僅醫療物資緊缺,隨着疫情蔓延,醫院床位也跟着告急。1月27日,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疫情防控指揮部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原漢南區人民醫院的感染病區隔離病房床位一再超員,臨床科室所收治的150餘名患者,均存在新冠病毒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同時,還有大量疑似新冠肺炎病人不能入住。1月30日,江漢區上報武漢市政府,「懇請協調解決病人收治事宜」。儘管江漢區有四家定點醫院,但截至當日仍有142例確診病人無法收治入院。1月23日、25日,武漢市政府先後決定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兩所醫院。2月2日、2月8日,兩座醫院先後交付,共有2300張-2600張床位。從1月24日火神山醫院相關設計方案完成,到2月2日交付,火神山醫院創造了多項建設紀錄。火神山醫院原計劃於2月3日開始接收病人,但記者當天下午在現場看到,部分區域仍處於設備裝配收尾階段,空調、通風等設備仍在陸續安裝,一些呼吸機、病床等醫療器械擺放在路旁尚未安裝。接近2月3日24時,由於病房還未準備好,轉運病人的救護車在距離火神山10分鐘路程時返回。2月4日9時許,第一批病人入院。床位在增加,但是需要收治的病人增加得更多。疫情期間,所有發熱病人上報的第一步,都必須通過社區。病人不能自行前往定點醫院檢查,需要先拿到社區醫院的轉診單。2月2日,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中午12點前,各區必須完成現有「四類人員」的集中收治和隔離工作,對新增人員要實現「日清日結」。當天下午,一位洪山區的社區工作人員反映,他們並未接到關於「四類人員」的任何通知,就算有這樣的要求,他們也做不到。「如果真的要做到集中收治和隔離,這麼多居民,這麼大的需求,誰能滿足?哪裡有那麼多可以隔離的地方呢?」他反問記者。壓力層層向下傳導,最後壓到基層。這名社區工作人員說,疫情期間每天都會收到各種上級指示,但可行的很少,例如給居民送口罩,「我們根本沒有口罩怎麼送」?還要求在給被隔離的疑似患者送物資時,對方必須簽收,「我們都要避免接觸,怎麼可能簽字」?社區工作者面臨的最麻煩的事,是源源不斷的填表格和彙報工作。「一件事情要解決,至少要填8張表格,每天還都不一樣。發生任何事,第一時間就要求我們拍照、合影。」這位工作人員表示,本來可以半小時就完成的工作,往往要花一小時以上的時間。記者在他所在的社區服務中心看到,打電話過來要求派車送去醫院的發熱病人源源不斷,還有發熱病人直接趕到社區服務中心要求就醫。但社區保障車隊的司機並沒有專業的防護裝備,不具備運送發熱病人的能力。撥打120電話也需要等待,有的甚至已經排到了兩天後。這種情況持續數日。2月12日下午,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門口,還坐着約10名確診病人,他們來自武昌區的不同社區,社區接到通知稱,當天可以將這些病人轉到雷神山醫院,救護車會在下午1點半抵達。他們一直等到下午5點,救護車仍然沒來,一位年紀較大的患者已經出現明顯不適。他正在醫學院就讀的女兒許月一直在撥打包括市長熱線在內的所有能找到的救助電話,最終得到回復:4個小時候內會上報到防疫指揮部。一位路過的政府工作人員了解到情況,立刻幫忙聯繫區防疫指揮部,但他坦言:「雷神山醫院是一邊建設、一邊收治病人,現在可能還沒有新的病床空出來。」下午6點,有社區書記告訴許月,當晚一定會送到雷神山,但不確定具體幾點。7點左右,社區工作人員把病人轉移到附近的武船中心醫院,在醫院大廳繼續等待,並發放了盒飯。晚上8點,他們接到通知,雷神山醫院確實沒有準備好,改為轉去湖北省中醫院光谷院區,晚上9點,在冷風中等待了8個小時後,救護車終於抵達。路過幫忙的政府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政府各個部門人手都已經透支,他們每天都能接到上百個求助電話,只能選擇最緊急的情況處理。2月3日晚,武漢市連夜在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武漢國際會展中心開闢三所方艙醫院,用於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截至2月12日,武漢市已建成方艙醫院11家,計劃床位9029張,可開放床位6929張,已使用床位5101張。截至2月13日,武漢市定點醫療機構達到40餘家,床位增加到1.2萬張,將全部用於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力量顯然已經無法獨力應對雪崩般的疫情,其他各省區直轄市、解放軍、中央政府的援助紛至沓來。據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2月13日介紹,全國19個省區直轄市共派出25支醫療隊,實現對湖北省16個地市需求的全覆蓋和全滿足。根據湖北省各地市的需要,在派出力量的同時,還要增派50%的力量作為儲備,力爭做到讓增援力量等患者、等任務。1月24日除夕夜,陸軍、海軍、空軍軍醫大學緊急抽組三支醫療隊各150人,分別從重慶、上海、西安搭乘軍用運輸機,馳援武漢。2月2日凌晨,空軍出動8架大型運輸機,分別從瀋陽、蘭州、廣州、南京起飛,向武漢緊急空運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和58噸物資。當日,在火神山醫院移交儀式前, 950名軍隊醫護工作者與先期抵達的450名醫療隊員「會師」火神山醫院。同時,湖北省軍區協調駐鄂部隊成立抗擊疫情運力支援隊,擔負疫情防控期間武漢市生活物資的網點運輸保障。據《解放軍報》報道,截至2月12日,該運力支援隊共運送物資2900餘噸,醫療物資2萬多件(套)。物資、醫護人員、床位緊張逐漸緩解,但武漢壓力並未減輕。中央赴湖北指導組提出新的要求,在「四類人員」分類集中管理的基礎上,要求真正做到「應收盡收、不漏一人」。2月10日到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連續三次就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做出指示。在14日的會議上他強調:「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任務。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2月10日晚,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召開約談會,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主任高雨約談武漢市武昌區區長余松邊:「應收盡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要把好事辦好,怎麼能把好事辦壞?這些負責轉運危重和重症病人的黨員幹部為什麼不跟車?現在的武漢就是戰時狀態,這些人的行為十分惡劣。」2月9日,武漢市對確診還未住院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進行集中收治。有媒體發現,當晚在將患者轉運至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過程中,武昌區由於工作滯後、銜接無序、組織混亂,不僅轉運車輛條件差,街道和社區工作人員也沒有跟車服務,導致重症病人長時間等待繼而情緒失控。「對這一事件,中央指導組的意見是:區政府和街道要向這些患者挨個賠禮道歉,對相關責任人根據黨紀政紀嚴肅問責。另外,作為區長、作為指揮長,在這件事上你應該負什麼責任,要向上級寫一份深刻檢查。」高雨說。隨後,中央指導組又約談了武漢市副市長陳邂馨、武漢市洪山區區長林文書。當晚,武昌區連夜召開常委會,整改問題,處理了處置失當的相關負責人,給予相關街道負責人免職、黨內警告處分、誡勉談話處理。第二天,武昌區政府領導來到醫院,向2月9日晚未能被及時安置的重症病人代表當面道歉。同時進行的,是責令相關街道負責人逐一對受影響患者電話道歉,對受影響患者家庭也逐一道歉。武昌區領導要求,在組織患者到指定醫療機構入院時,必須有副區級領導幹部現場協調,有街道副處級領導幹部、社區幹部、醫護人員以專車護送。患者未完成入院手續,護送人員不得離開患者等待入院過程中,必須積極做好患者看護、生活照料等工作。2月11日凌晨,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2號通告,要求武漢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管理,以此進一步加強源頭管控,最大限度減少人員流動,堅決阻斷疫情擴散。2月13日,湖北省發生重要人事變動,原上海市市長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去職原濟南市市委書記王忠林調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去職。湖北省衞健委的疫情統計口徑在此前後發生重大變化:2月11日,湖北新增確診病例1638例,武漢新增確診病例1104例2月12日,湖北新增確診病例14840例,武漢新增確診病例13463例。2月13日,湖北新增確診病例4823例,武漢新增確診病例3910例。「利空出儘是利好。」這是社交媒體上主流的評論。2月13日,解放軍再次增派2600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參照武漢火神山醫院運行模式,承擔武漢市泰康同濟醫院、湖北省婦幼保健院光谷院區確診患者醫療救治任務。此次抽組的醫療力量來自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武警部隊多個醫療單位,將分批投入支援,首批1400人於2月13日抵達武漢。至此,軍隊共派出三批次4000餘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抗疫。大政府,強社會 在複雜而持續的抗疫過程中,當地政府部門和各類社會機構,亦經歷了從混亂交雜到逐步分工協作的磨合過程。武漢市善緣義助基金是一個致力於教育及兒童救助的專項基金組織。1月22日,武漢封城前一天,善緣義助基金髮起一支愛心車隊,擁有上萬名車主,他們的任務包括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醫院物資貨運、回漢醫護人員接站等。但從1月30日起,非巴士輛必須有通行證才能上路。1月29日,愛心司機們在微信群里要求善緣義助基金幫助辦理通行證,基金會秘書長張小艷思忖再三,發出公告號召司機們停止接送。從1月22日開始到1月29日停運,愛心車隊運行了7天。張小艷事後告訴記者,第一她確實沒法辦到通行證,另一個原因更加現實——那周疫情處於集中爆發期,安全為上。張小艷說,通行證由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統一調度,一些單位有資格發放,比如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官方機構,一些網約車或出租車公司通過公司資質也能申請到通行證,她所在的基金屬於民間機構,雖然由武漢市慈善總會主管,但基金既無發放資質,也無申請資質。1月25日,專業網約車平台、物流公司等民間專業團隊的運力全面打開,滴滴召集了超過1500名司機服務社區和醫護人員,首汽約車提供了502名司機,曹操出行、東風出行等多家出行平台均在武漢組建了應急保障車隊,合計超過6000台車。這個專業的愛心車隊由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向社會行業緊急徵集,張小艷坦言,相對於私家車主車隊,專業車隊更有秩序,風險可控,車主安全,綜合效果更好。善緣義助車隊運行的7天間,張小艷一直處於焦慮中。車主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防護全靠自己,在防護物資缺乏的當時,基金會能做的,只是在群里不斷提醒他們「接的趟數不要太多」。網約車志願司機的安全防護更加系統到位,每一單前後都需要完成規定的一系列防護流程,包括噴灑消毒液、通風,測量乘客體溫、乘客上車前的例行消毒等。全套防疫動作,每天要重複三四次。藉助互聯網平台的力量,網約車的連接效率也更高。他們趕製了專門針對約8000名醫護人員的特殊程序,植入App後台,醫護人員通過App就能叫車,省掉了人工匹配的過程。當災害導致市場與政府失靈時,志願者往往能填補遺憾。北京大學非營利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認為,本次疫情防治中,志願服務因其靈活性、貼近個體、及時發現並填補盲區等特色,彰顯了難以替代的功能。武漢封城期的出行志願服務分兩個階段:其一,在1月23日武漢道路交通按下「暫停鍵」後,個人、社會團體踴躍自發參與、雪中送炭其二,疫情進入爆發期後,以專業出行公司為主的志願者車隊大展身手,政府牽頭、企業出力,基本保證了武漢的基礎運力。但在武漢和外界連接更加密切的物資捐助方面,作為捐贈物資的中轉樞紐,湖北和武漢紅十字會孱弱的調配能力卻引發廣泛質疑乃至憤怒。與武漢「封城」幾乎同時發生的是醫療物資梗阻。即便是SARS時期,也沒有出現醫療物資如此短缺的情況——醫院缺乏足夠的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一線物資,醫生和護士只能與病毒「肉搏」,導致傷亡慘重。這種情況在2月初之前尤其突出。與此同時,捐贈物資卻在武漢市紅十字會(下稱「武漢紅會」)租用的臨時倉庫武漢國際博覽中心(下稱「國博」)堆積如山。1月28日,記者在國博看到,大量外援物資滯留、紅會工作人員手工錄單,冒領、領不到現象非常嚴重。1月29日,多家武漢一線醫院通過社交媒體向外呼籲:防護物資不是告急,而是「完全沒有了」!紅會倉庫里存放的物資,既有定向捐贈的,也有不定向捐贈的。武漢協和醫院工作人員拿着齊全的證明文件到國博領取定向捐贈物資,卻只能空手而歸。與此同時,協和的醫生護士們卻穿着以醫用垃圾袋改造的簡易防護服上「戰場」。一位現場目擊者告訴記者,1月29日,由於遲遲拿不到批文,協和醫院的一輛貨車衝進國博倉庫裝了38箱口罩要拉走。但和外界瘋傳的紅會百般阻撓不同,在協和醫院貨車搶貨之前,紅會現場人員盡其所能聯繫指揮部爭取放行。武漢紅會工作人員多次對媒體表示,紅會的職能就是收,沒有權力發,只能按照衞健委的指示辦,「我們不承擔分配任務。」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物資分配權實由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管控,但是與之相關的物資發放流程和給誰不給誰的原則卻並不清晰,導致物資發放人員無所適從。就物資發放問題,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曾向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中心發文,要求「兩個小時內必鬚髮放物資」,但這項要求並未落實。初期,國博倉庫的現場指揮長是武漢市統計局黨組書記孟武康、副指揮長包括武漢市統計局夏國華等人。具體的物資接收和調度則由多個部門負責:武漢市統計局統籌調度現場工作,武漢市物流局負責統一安排捐贈物資轉運,武漢市衞健委和武漢市紅會負責聯絡接收捐贈物資、出入庫信息管理、制定物資分配清單、協調物資出庫等。一份武漢市委的內部文件指出,中間環節過多是物資梗阻的重要原因。從向指揮部申請,到送達救治醫院,需要走完紅會登記入庫、衞健委初擬分配方案、市指揮部審核備案、質監部門查驗物資、紅會組織物流發送等環節,全部流程需要近兩天時間。這與捐贈方的效率形成巨大反差。從1月25日至1月30日,上海復星集團從全球採購14噸醫療物資,其中醫用口罩超過33萬個,醫用防護服超過27萬件。從1月24日除夕夜啟動採購到1月29日凌晨物資運抵武漢,這家企業只花了4天零2個小時。2月1日,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派湖北省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九州通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600998.SH,下稱九州通)協助紅會處理物資發放,4個來自九州通的醫療物流專業人員,與武漢紅十字會、武漢市衞健委及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一起,指揮調度倉庫員工,24小時輪值。2月2日下午,九州通正式接手武漢紅十字會物資派發工作,介入國博物資現場組織領導的還有華科校友會負責人。記者獲悉,九州通接管後,出入庫流程有所改變,物資入庫後,九州通查驗送貨單,對入庫的貨物分類,即時提供庫存物資詳細清單,武漢市衞健委在收到九州通公司的庫存清單後,在2個小時內給出分配計劃,九州通按計劃分揀後,交由專職部門配送。有國博現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個流程可以將物資出入庫時間從過去的兩天縮短到幾個小時。九州通接手之後依然沒有物資發放權,關鍵的變化是武漢市衞健委在收到物資清單後,將擬定分配方案的時間縮短到了兩個小時。2月4日,武漢市紀委監委通報,免去夏國華武漢市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職務,並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對武漢市發改委黨組書記、主任,市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孟武康和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黃志彤予以誡勉談話。當天,湖北省紀委監委也公開通報:因為在疫情防控期間接收和分配捐贈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違反「三重一大」規定、信息公開錯誤等失職失責問題,湖北省紅會三名廳級官員被問責。免去張欽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職務,並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陳波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勤黨內警告處分。復盤可見,第一,紅會在處理物資發放效率方面確實不專業第二,將前期物資堰塞完全歸咎於紅會不公平。扭轉局面的關鍵,除了九州通的專業能力,還有政府部門在壓力之下大幅提升了效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密切關注此次抗擊疫情中的物資捐贈和分配,他此前曾擔任國家民政部救災救濟司、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汶川地震、SARS時期,他均在任上參與調度物資。王振耀分析,和解決出行需求類似,解決醫療物資需求也經歷了三個階段:初期,民間捐贈的物資滿足了應急需求中間階段是民間力量配合政府第三階段,政府力量逐漸佔據主導,民間捐贈成為重要後備力量。關於此次疫情的社會物資捐贈和調度,王振耀認為,醫療物資支援的清單系統完全可以依賴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建立。各地詳細列明醫療物資的需求,並結合患者人數動態化呈現,其中特別需要註明需要國家層面協調解決的物品數量。企業、公益團體和社會個人,在政府主導下形成合力,公開透明。這樣,政府確保基本供應,民間慈善和醫院對接緊急捐贈,醫院有靈活資金還可以激活採購。結合此次教訓,想要充分激活民間力量,政府和慈善組織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定向捐贈應尊重捐贈人的意願,但在前期意向捐贈聯繫中可以協調、引導捐贈人捐贈給物資更緊缺的醫院,而不是物資到了之後再協調。和17年前的非典、12年前的汶川地震等大型災難時不同,2020年中國的通信、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已經相當先進。但多位接受記者採訪的科技行業人士指出,疫情爆發早期,除了三大電信運營商每日向政府相關部門提供全國人群移動情況大數據外,更多的中國科技公司如阿里、騰訊、京東、滴滴、美團、順豐等,其力量沒有被及時調用。短暫的滯後期過後,新技術開始被利用。在湖北的相鄰省份河南,省會鄭州在武漢疫情爆發後第一時間找到阿里雲搭建數據中台,在此基礎上彙集數據,建立摸排系統、返鄭人員信息登記系統。數據中台會生成一份重點關注名單,這份名單需要落實到各基層、區、街道和社區。如果沿用老辦法,危急時期,政府職能人員之間通常會採用微信、U盤等方式來傳輸。它們的缺點很明顯:其一,使用微信傳輸,用戶的數據信息很可能被泄露其二,使用U盤傳送太慢。阿里雲為此開發了摸排系統,這是一個輕量級開發程序,上線快,名單導入後,基層摸排員在手機上就可以用管理員賬號進入,解決問題。一位大數據架構師向記者表示,應對大型災難性需要政府建立應急大數據調度系統,如大數據指揮平台、應急物流交通平台、應急物資保障平台等。做到關鍵數據高效匯總、應急物資精準投放、城市緊急交通調度暢通,如此才能提高疫情應對的指揮效率。2020年1月底,清華大學未來實驗室馬兆遠團隊利用人工智能(AI)系統建立了全國疫情擴散預測模型。記者了解到,深圳南山區政府已利用這套模型來規劃該區的復工節奏。並非尾聲2月15日下午,武漢風雪交加。位於武昌區東湖路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發熱門診,靠牆的連排座椅上坐着寥寥無幾的患者,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略顯閑散,其中一些人這兩天才從其他科室調到發熱門診。十天前,這裏的椅子上坐滿了病人,站立者也排着長隊。「都不讓出門了,病人自然少了。」一位醫護人員對記者說。醫學院在讀生許月的父母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好在母親已經痊癒出院,父親也住進了醫院。醫生李鵬2月15日又給自己做了一次CT,沒有問題。此時距離他接診第一個發熱病人已經過去了一個月。志願者王琛擔心下雪會影響交通,2月16日上午會有一批捐給醫院的蔬菜抵達,一共30萬斤,他負責對接。「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菜。」王琛說。但他更期待的還是武漢解封的時刻,以及疫情真正過去的那一天。儘管盼着早點復工,但首汽約車的專車司機蔡師傅並不相信2月20日會解除「封城」,「疫情還這麼重,怎麼也得到2月底3月初了吧。」首汽約車「封城」後提供志願出行服務,蔡師傅一直在當志願司機。公司按全日租業務(相當於包車)給司機們結算費用,這個業務平時一天400元,疫期一天800元。1月29日,湖北省政府通知:全省各類企業復工時間不早於2月13日24時各類學校延期開學,具體開學時間視疫情防控情況確定。2月15日,省會武漢還沒有復工的跡象。一位在人防部門供職的公務員強烈反對近期復工。「我不去上班,這是自投羅網。」她對記者說。不管早晚,上班總會繼續,「封城」總會結束,也會如《鼠疫》結尾描寫的那樣:城門打開時,人們彷彿重獲新生, 盡情享受重逢的快樂。但在付出了這麼慘痛的代價之後,我們應當不會一模一樣地回到從前了。(應被訪者要求,文中劉林、張旭、周學、劉白、孫晨、羅憶、劉梅、李鵬、王帆為化名)